方孝孺，这位在明朝历史上相当有分量的人物，他的后事经历了不少波折。

在永乐年间，由于朱棣对建文旧臣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，方孝孺的纪念活动基本上消失了。从朱棣即位到万历之前，接下来的皇帝也一直没有改变朱棣对建文旧臣的看法。

到了万历十三年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这一年，建文旧臣们终于获得了平反，方孝孺也在这次大规模的平反名单里。

如今我们看到的方孝孺墓，是在万历十三年之后建立的，而主导修建的正是著名的文学家汤显祖。

汤显祖跟方孝孺之间并没什么直接联系，不过文化人总是互相欣赏。汤显祖对方孝孺的气节颇有敬意，所以他带头修建了祠庙，之后经过不断扩建，才有了现在这番规模。

万历皇帝朱翊钧在20岁那年，也就是万历十三年，做出了一个为建文旧臣翻案的重大决定。但从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，这一选择可能让他后悔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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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朝廷里的大臣们普遍认为，皇帝的这一举动是想回归儒家的正统思想，遵循嫡长子继承的传统。

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加，情况却大变样。他因为宠爱郑贵妃，开始想把小儿子扶上太子的位置，这明显违背了嫡长子继承的老规矩。

从大臣的角度来看，万历皇帝的做法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年轻时，他为了给建文的旧臣平反，大力宣传嫡长子继承制，结果到后来却自己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套理念，真是令人感到无奈。

所以，大臣们经常把这事拿来说事，让万历皇帝陷入一种特别尴尬的局面。

自嘉靖年间起，明朝的皇帝们似乎常常做出跟太宗朱棣相悖的决策，比如方孝孺的平反事件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。

其实，在万历十三年公布的平反名单中，方孝孺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。回想朱棣攻下南京的时候，他列出的重点清算对象，方孝孺只排到第四位，前面的是黄子澄和齐泰等人。朱棣当时最想对付的其实是黄子澄和齐泰，方孝孺相对来说威胁就小多了。

方孝孺主要活跃在文化、教育和宣传领域。在靖难之役那会儿，他提出的策划大多都不靠谱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“馊主意”。

根据《明史》的记载，方孝孺在靖难之役期间一共出场了四次，显得相当关键。

第一次是在建文三年，那时朱棣正跟朱允炆谈和，朱棣提出一个要求，必须要处死齐泰和黄子澄才肯罢兵。方孝孺作为大儒，坚决认为不能把这两个人交出去，不过和谈是可以继续的。他提议，朱棣要先撤兵，随后朝廷再考虑赦免他的罪过。

这条件实际上就是在给朱棣定罪，朱棣可不愿意接受，直接就拒绝了。

第二次，方孝孺想出个主意，打算施展反间计，给朱高炽送信，想挑拨朱棣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朱高炽对朱棣那是非常害怕，收到信后立马就把信给朱棣，反间计就这样泡汤了。

这回朱棣的军队已经到了南京城下，方孝孺想提议谈判，然而这时朱棣正处在即将登基的关键时刻，怎么可能会接受和谈呢。

第四次，朱棣马上就要渡江，方孝孺建议坚守长江，认为即便朱棣的军队过了长江，关上城门也能确保安全，没想到李景隆竟然直接打开城门投降了。

建文皇帝问是不是该逃跑，方孝孺强烈反对，认为要坚守气节，千万不能逃，同时他自己也没有选择离开。

方孝孺的做事风格，真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明末的史可法。

这俩人简直一模一样，早期的想法都挺不靠谱，听着就觉得荒唐。不过，因为他们都选择了殉国，后人对他们的批评也相对少了不少。

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，为方孝孺杜撰了“诛十族”的说法。

当时，许多大臣为了国家殉难，方孝孺本来并不引人注目，但因为那个“诛十族”的说法，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这一说法不仅误导了后来的很多百姓，甚至几十年后的天启朝《明熹宗实录》也采纳了这个观点，连朱棣的后代也当真了，可见它的影响力实在是蛮大的。

有趣的是，清朝在编撰《明史》的时候，把“诛十族”这回事给摒弃了，认为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发生过。

从中咱可以看出，清朝在编撰历史时确实有分寸，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件和人物，他们能比较客观地记录下来；可一旦涉及到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，那是绝对会毫不留情地批判。

方孝孺的墓就像他的生活，起伏不定，建成后的墓碑屡屡遭到破坏，但却也几度得以修复。

明代修的墓，到了清朝同治年间遭了殃，李鸿章甚至出钱进行了修缮，还亲自题了字。可到了民国时期，这墓园又再一次被毁。

现在大家眼见的方孝孺墓，其实是90年代后重修的，虽然才20多年历史，却饱含了岁月的沧桑，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。

发布于：陕西省